这一方法可以避免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存在的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借用外来的时髦理论，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往上靠，看似解释出了新义，实则是严重地歪曲了中国哲学史的本真意思。

王充曰：一身之神，在胸中为思虑，在胸外为兆数，犹人入户而坐，出门而行也。甲骨文心字作，正像人心脏的轮廓形。

[34]（P80）超越能够让人成为我自己、成为自由人，我自己的终极性根据便是个体性。普遍性超越确定了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传统儒家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27]（P296）上帝便是超越者：上帝超越于我们的经验与理智而存在。[30]（P145）我们可以通过心知之象而推论出理的存在，比如孺子入井有恻隐之心，进而推出有仁之理。朱熹曰：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

[9]（P28）心和耳目并列，指心脏。然而，作为动力源的、初生的气质之心是不可靠的，人心需要改造。《新语》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中国古代传说的伏羲氏（或曰庖牺氏、炮牺氏、宓羲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禘喾，禘其祖之所从出，故禘字从帝也。如上所述，周人克殷践奄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周人与殷顽民的矛盾，以及各新封国与周围原有方国部族的矛盾。在先，周太王不传太伯、虞仲而传给王季，文王不传伯邑考或伯邑考的儿子而传给次子武王，可见周人本没有什么所谓嫡长继承制，和商代的前期、中期一样。

但是如果考虑到下面的事实：纪元前人口增长率极低，基本上长期维持在生死平衡状态的增长率水平。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以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其所问、所师的对象，可能大多是普通人。

《世本辑补·作篇》说庖牺之臣芒作网、罗。这是一个强陵弱、众暴寡的时代。从土壤条件而言，应该说黄河流域是有其优越性的，这是黄河流域人口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文献中记载中国最早人口数量的，可以追溯到夏禹之时，即公元前21世纪。

《礼记·礼运篇》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民人大说，号曰燧人。《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而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早在原始时代就在幅员广阔的地区间建立了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这一政体的最高领导者在公益事业上表现出无私的美德和超凡的才能，从而形成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圣王传统。

虽然如此，周人仍以德治、礼治为主，天命观念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只占次要地位。每一民族的人民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有其一定的语言、知识、好尚、信仰、礼仪、习俗、制度、规范等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学习、传授等耳濡目染的方式，产生出共同的文化心理，形成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的凝聚力。

文化的进步，是随史官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而进步的。以五为九：谓以祖亲曾、高祖，以孙亲曾、玄孙。

所以探讨宗周文明及其衰落之因，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吕思勉先生《中国制度史》第八章《宗法》注中说：行封建之制者虽强，有自亡之道焉。于是，以嫡长子继承法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便因此产生。40 阮元《研经室集》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说：‘仁字不见于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无此字。孔子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些良史的学术集成与升华。这与殷人的政治统治思想是极不相同的。

当时社会的知识阶层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史官，这是最具人文睿识的一批人。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

当时社会，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落联盟或酋邦，不断融合扩大，必有一种理念以形成一种凝聚力。中国轴心时代的开启，是由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所内在决定的。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种分期指标是根据西欧史前的资料定出的。

为什么某年为受命之年，史书并无交待。孔子等先哲出于对生命与制度的深切焦虑，设计出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教导人类作出明智的文化选择，因此他们的许多思想又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而立宗法者，必欲以百世不迁之大宗抟结之，使虽远而不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中国这是先秦诸子的时代。

这似乎说，曾有某位称为黄帝的人一生中到过这许多地方，但对此事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尸子》载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之前，原始的社会组织已具相当的规模，柳宗元对其形成过程的概括和分析，可谓历史会心之作。

其理念便是认为大家同出一源，犹如众籽同出一植物之子房。《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中国幅员没有现在这样大，禹夏时所谓的九州，大致范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

二、轴心时代产生前的文明发展程度与思想资源。二是容易把文化传统看作可以由人们随意创造，也可以由人们随意去、取的东西，以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关于文化体用的争论等等，往往出现上述弊端而不自觉。……汤、武者，民之父母也。铁制农具和新的牛耕技术突破了聚族而耕的井田制的生产方式，使一些人从家族中游离出来，成为自耕农和小私有者，原来的氏族体制度下的家族组织慢慢解体。

以此逻辑，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先秦诸子的学问，就其内容的主要方面而言，都是来自于史。这是礼制的大端，它要落实和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之中，而繁缛的礼仪则是保证实现这些礼制的具体形式。

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先秦诸子出于对社会现实和未来的深刻关切，思考自然、社会、历史、人性等许多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从各自的角度对既有的文明作出总结与诠释，成为名列百家、垂训千古的学术宗师，从而共同创造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

我们再来看孔门的问学之道，有关对善问者的赞扬：如大哉问、善哉问、不耻下问、每事问、切问而近思等等。但史因记录的要求，因而发明文字，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